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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土木堡后也先灭不了明朝
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也先在土木堡大胜明军主力之后，携胜继续南下叩关，直取北京，其实是有机可趁的。但也先在绑走了明英宗朱祁镇，掠夺了大量物资之后，第一个反应却是战略收缩，带领蒙古骑兵退回草原深处。
其实这点不难理解。
蒙古骑兵
也先一开始就没打算打国战
“土木之变”的起因，其实就是所谓的“贡马事件”。作为草原上的一大势力，也先是瓦剌部的少帅，同时也代表着部族与大明进行“朝贡”。
这种朝贡关系说白了就是大明花小钱，对草原各部族进行分化瓦解。得到实惠的部族往往就控制了大明与草原各部族的商贸渠道，对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草原各族，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但是在正统十四年二月，瓦剌人这次来北京朝贡却出了事。
故宫
按照惯例，瓦剌人把上贡的马匹，土特产数量和“差旅费”都虚报了一些，然后等着大明朝廷在这个基础上加倍赐还。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生意，大明当时也不差这几个买糖钱。但这次因为王振的干预，瓦剌人这次没有拿到他们心里预期的财物。
之后回到草原，也先越想越不服气，觉得丢了面子，也确实因为没拿到足够的实惠对自己内部没法交代，于是也先就带人进攻了大明的北边军事重镇——大同。
大同的失守，让明廷上下颇为震动，如此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明军
其实也先一开始对打下大同并没底，也不好打。大同的失守，很大原因在于明军放弃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主动出击，最后被善于打运动战的蒙古骑兵歼灭。当然，也不能说大同守军做的就完全不对，毕竟也先当时在大同外围烧杀抢掠，确实做得过分。
但毕竟是打下了大同，大明朝廷必须要对此有所反应，于是就有了后来英宗的御驾亲征。
所以，也先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撒气找场子，也为了安定内部的不同声音。当听说北京有大军出来北征的时候，也先一开始也是非常保守地在观望。如果不是后来明军一再出昏招，也先到底敢不敢和明军主力硬碰硬，都是两说的。
明英宗朱祁镇
在“土木之变”之前，草原部族对于明军一直非常忌惮
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徐达，蓝玉，到明成祖朱棣的屡次北伐，北面草原民族其实一直都处在守势。大明的第一代军人，都是在一次次铁血战争中磨练出来的，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顽强的作战意志。这样一支打下天下的，在当时几乎难逢对手。即便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我们还能看到年轻的皇帝带着自己的亲卫向蒙古骑兵发起冲锋。
好在草原足够大，蒙古人即使在人数，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总躲得起。从明成祖朱棣后来的几次北伐看，草原各族基本上见到了明军的主力，都是选择暂避锋芒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被大明打怕了。
明军
这种感官，也同样传到了也先这代人。所以也先决定对大同动手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没底的。当时的大明，经过前几代君主的努力，正处于上升期，虽然这个进度开始变缓，但终究算是如日中天。
虽然也先最后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但要是一开始有人和我说也先就是准备吃掉明军的主力军团，要劫走皇帝的，我是万万不信的。
正是这样的心理作用下，也先在土木堡取胜后，就好像捡到了一个巨大的天赐蛋糕，这个时候就是赶紧跑回草原消化这战的胜利果实，后面的事情完全可以徐徐图之。
土木之变
长期在北部明蒙边境活动的也先知道，即便土木堡之战明军精锐主力全失，但明军在北部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重兵团防线，也不是完全“空壳子”，大胜之后往往可能潜伏着惨败的危机。
蒙古草原内部矛盾限制了也先的进一步措施
当时蒙古草原最主要的是两大部族，三大势力。也先是瓦剌人的少帅，阿剌是瓦剌人的二把手，脱脱不花是鞑靼的首领。
其实这三者的关系是很微妙的。鞑靼人其实就是黄金家族的后裔，是有恢复大元往日荣光的梦想。瓦剌人以前只是草原上的西边的一个部族，元末时期黄金家族的衰弱和明初大明朝廷对瓦剌的扶持，使得瓦剌人在草原说话的底气越来越足。
草原
而瓦剌人中也先和阿剌两个人，又有着天然的对立性。
当初也先在“贡马事件”中自认为吃了亏，回到草原后，脱脱不花和阿剌都是怂恿也先进犯大明的怂恿者。脱脱不花一直想看也先被大明教训，让大明和瓦剌人的关系搞僵，这样自己鞑靼部就有机会和大明通商贸易。阿剌是希望也先吃瘪，这样自己有希望扩大在部族中影响力。说白了，这三方都没打什么好主意。
后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三方是决定兵发三路，共同袭扰大明的，但只有也先在大同打了一仗，阿剌和脱脱不花都是出工不出力。
战争场景
只是后来明军昏招频出，在与明军殿后的部队一次次的接触中感觉到了明军战斗力的减退，阿剌在紧要关头才帮也先在土木堡之前截住了明军，使得也先追上来一口吃掉了明军主力。
即便后来也先进犯北京时，在于谦组织的北京保卫战中，阿剌和脱脱不花也一直在观望，没有使出全力，不然他们一旦打通了北部几个关卡要隘，也先也不会撤得这么狼狈。甚至在此之后的几年，三方最后都图穷匕见，杀来杀去，当然这个是后话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先想凭借自己的孤军给大明造成致命一击，是很难的。搞不好，很可能被后方的队友给阴了。
故宫
也先不可能灭明，但趁势拿下北京是有希望的
仅仅因为在土木堡的胜利，也先就想灭亡明朝，这个显然是天方夜谭。
大明北部的防御线依旧完好，也先绕路窜到北京城下，已经是极为走运了，后头回家的几个大关卡，也牢牢地握在明军手中。孤军深入，兵力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以战养战只能救急，却无法持久。明军的坚壁清野，其实已经给也先造成了巨大的后勤压力。
即使也先拿下了北京城，大明依旧是大明，南京的一套行政机构依旧存在，数百万的明军依旧可以随时调动，民众心里依旧心附朝廷，南边大量的物资仍然可以随时启用。也先想要灭明？凭什么。这不是封建时期改朝换代的站队，而是裸的外族入侵，并不是一两场战役就可以左右天下命运的。
大明疆域
但也先是否有机会拿下北京城？答案是：有可能。
但这个可能是建立在诸多的前提条件下的。比如也先在土木堡取胜之后马上南下，趁北京一众人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一鼓作气发动攻城；比如，派出偏师杀到通州码头，把码头仓库的巨量存粮洗劫烧毁；比如与阿剌，脱脱不花等人合作无间，各方都用死力进行配合；比如......
说到底，也先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在北京这边局势重新安定之前，在于谦重新构筑城防工事之前，在蒙古内部再次之前，用最快的速度拿下北京城。
当然，以上只是存在理论上，毕竟北京是一个边境城市，当年朱棣迁都于此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让北京成为大明北边上一颗永远不会被拔掉的钉子。
故宫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独家原创。
大泽乡起义的领袖陈胜是哪里人
壹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胡亥登基的元年，900名由各地征发而来的戍卒聚集在蕲县大泽乡。时间已是七月，夏末秋初的淮域洋洋洒洒下起了竟天的大雨，这片水网纵横的地方顷刻间便成泽国。困在泥淖之中的戍卒五内焦煎。他们的戍地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渔阳，而肆虐的洪水又冲决了他们北行的道路。洪水如虎，横在前路，可他们不敢回头，因为身后那些负责押解的官吏正瞪着豺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他们呢。一旦不能在朝廷规定的期限内抵达渔阳，他们连骨头都会被冷酷的秦吏咬得粉碎。而不幸的是，此时此刻，他们的行程已经被大雨延误了！数月之后，从关东来的使者向安坐在咸阳城里的秦二世报告说，一帮楚地流民带头起来造朝廷的反了！迷信于余威的秦二世不相信这群泥腿子胆儿这么肥，敢向始皇帝遗下的秦法和秦军发起挑战，误以妖言惑众之罪将忠心的使者下了大狱。可转到第二年冬天，那900个早该被埋进万人坑里化作白骨的冤魂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支规模几十万的义军，冲破函谷天险，直抵咸阳以东的戏下。告急文书传入宫中，讳疾忌医的秦二世方才如梦初醒，他终于相信了这是事实：在他这个二世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陈胜的人已经在洛阳以东的陈县建号称王，要争做天下的共主。而这个“新王”原不过是那900戍卒中的一介贱民而已。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照理说，陈胜起事与史迁撰书的时间相去不过百年，《陈涉世家》几乎可以算作司马迁笔下的一篇“当代史”。但这篇当代史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无法解决的疑问与争论。《陈涉世家》一开篇，司马迁便写道：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史记·陈涉世家》根据三国史学家韦昭的注释，陈涉的故乡阳城坐落在秦朝的颍川郡，具体地说，就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市的东南面。在战国的历史上，这里最早是郑国的领土。韩国吞郑，此地又被并入了韩国的版图。直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大将嬴摎攻韩，陷阳城，斩首四万，这里遂被纳入了秦的统治。如果陈胜出生在颍川阳城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故韩国的遗民。可在《史记》中，无论是陈胜本人抑或者与他敌对的秦朝，乃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一致认定陈胜是楚人。《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称王之后，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少时故交前来拜访：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伙涉为王”，由陈涉始。——《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用极其生动的文笔忠实地记录了这位故友的感慨，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陈涉的故友说的是一口楚语，那么与他少时相共的陈胜自然也该是个楚人。陈胜首事反秦之后，义军蜂起割据，豪杰各为其主。纵观这些秦末乱世的风云人物，张良为韩、田单为齐、周市为魏、项羽为楚，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都不会背离覆亡的故国而另投他方。首唱义举的陈胜在酝酿起义之初，便设计“篝火狐鸣”，流言“大楚兴，陈胜王”。攻克陈县之后，更是建号“张楚”，宣示天下将以张大楚国为己任。这都说明陈胜的内心是以楚人自命的。这个“楚人”的身份不但是陈胜的自说自话，同时也与秦朝官方的口径相一致。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入咸阳，奸臣赵高在秦二世面前径呼陈胜为“楚盗”（见《史记·李斯列传》），便从敌对的一面印证了陈胜的地域归属。至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秦既暴虐，楚人发难”，而《秦楚之际月表》又说：“初作难，发于陈涉”。两相比勘，发难的“陈涉”显然就是“楚人”。这一连串的文献证据不断强化着陈胜作为“楚人”的身份特征，可这个特征越是清晰，它和颍川阳城这个陈胜故里的矛盾也就越是刺眼。更让人对陈胜出自颍川阳城生疑的是：作为这一次被秦朝征发的戍卒，陈胜戍边的目的地乃在渔阳（今北京市东北方密云县境内）。假设他是颍川阳城人，为了避免秦法的严厉惩罚，不至于延误行程，陈胜应该径投东北才对，为什么南辕北辙，现身于颍川东南数百里的蕲县大泽乡呢？因为这两个无法解释的疑问，颍川阳城为陈胜故里的说法逐渐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后来人要在广袤的大地上另寻陈胜的故乡，也就必须首先满足这样两个关键条件：其一，这个地方曾为楚地；其二，绘制陈胜远戍的路线图，解释陈胜是怎样从故乡来到蕲县大泽乡的。由此出发，种种不同的猜测与岐说逐渐地浮出了水面。贰《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史记·陈涉世家》从《史记》的这段记载看，包括陈胜在内的900名戍卒是以“谪戍”——也就是带有行政处罚性质的徭戍——的名义集结在大泽乡的，而之所以谪戍陈胜，则是因为他的身份为“闾左”。这样一推导，我们就会发现：要寻觅陈胜的里籍究竟在哪里，要解释他为什么从家乡来到蕲县大泽乡，“闾左”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破译的“密码”。可要破译这个“密码”的难度不小，因为“闾左”见于具体的历史事件，遍阅传世文献，仅得《陈涉世家》中的一个孤例。这意味着“谪戍闾左”很可能是只有秦朝才实施过的徭役征发制度。鉴于秦朝覆亡过快，后世又未承袭谪戍闾左之制，所以即便是与秦相近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班固谈起“闾左”的时候也总是语焉不详，似乎对它的确切含义不甚了了。可即便如此，后世研究者也没有放弃破译“闾左”的努力。在已经出现的众多研究成果当中，对今天的史学界影响最大、引用频率也最高的要算卢南乔先生于197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闾左”辨疑》一文。在这篇研究论文中，卢先生是这样解释“闾左”的：“闾左”是何等样的人，为什么在谪发之列呢？我们知道，晁错、应劭说到秦时“七科之谪”，都提出了“闾左”，而《史记·大宛列传》注张晏说“七科之谪”，却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两者对照一下，有六科全同，只有一科不同，此为“闾左”，彼为“亡命”。（中略）《史记》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陈涉、吴广以次当行。”少时佣耕，表明这时不是佣耕，而是以“闾左”名义“谪戍”渔阳，换言之，就是以“尝亡命”名义“谪戍”渔阳。（中略）由佣耕而亡命，这个过程极其自然，陈涉正是身罹亡命之“罪”，名列“闾左”之人，而被谪戍的。——《“闾左”辨疑》《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太初二年（即公元前103年），因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兵力不济，汉武帝下令将七类人纳入谪戍之列（即“七科谪”），增援大宛前线。根据张晏的注释，这七类人分别是：1、有罪官吏；2、逃籍者；3、赘婿；4、商人；5、有过从商经历的人；6、父母曾经从商者；7、祖父母曾经从商者；《汉书·晁错传》又记载，晁错在进呈汉文帝的《守备边塞疏》中提到了秦朝曾经实行过类似西汉“七科谪”的谪戍制度：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汉书·晁错传》此《疏》中所言被纳入秦朝谪戍征发之列的是这七类人：1、有罪官吏；2、赘婿；3、商人；4、有过从商经历的人；5、父母曾经从商者；6、祖父母曾经从商者；7、闾左对比西汉时期的“七科谪”制度，秦朝谪戍的七类人群中有六类与汉代“七科谪”相重迭，唯一不同的一类，汉代称“亡命”，而秦朝称“闾左”。通过这个比勘，卢先生推定秦朝的所谓“闾左”就是汉代的“亡命”。亡命本是脱离原有户籍而逃亡的人。如果陈胜曾经逃籍，那就不难解释这个原籍颍川阳城的戍卒为何会以楚人的面目出现在故乡东南七百里开外的蕲县大泽乡：他一定是逃籍之后迁居楚地，然后在大泽乡被秦朝强征远戍的。正是以这篇《“闾左”辨疑》为基础，部分学者提出陈胜应是原籍河南，迁居安徽。更有激进者径直将陈胜的故里指为安徽宿县。可依我浅薄的见解来看，迁居安徽说乃至落籍宿县说的证据基础并不牢靠。卢南乔先生的那篇《“闾左”辨疑》用文献比勘的方证“闾左”即“亡命”，貌似严谨，其实胶柱鼓瑟，并没有真正理解秦、汉两朝谪戍制度的政策制定原理，因而也就无法透析“闾左”与“亡命”不可等同的原因。其实，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的“七科谪”，谪戍的人群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所谓“七科”谪戍指的应是征发戍卒的极限范围。我们只要找出谪戍的初始范围和它的扩大原因，就会发现“闾左”绝无可能就是“亡命”。那么，秦、汉两朝最先遭到谪戍的是哪些人呢？我认为，应该包括四类：谪戍，顾名思义就是带有行政处罚色彩的徭戍，因此犯罪的官员在张晏和晁错罗列的“七科”当中都首当其冲，是合情合理的。犯官之后第二批应该谪戍的就轮到“亡命”和“赘婿”了，之所以将他们并列，是因为这两类人对国家和有相似的危害。国家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手段来掌握人力资源，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如果一个人逃离户籍，便意味着逸出了的掌控之外，得以逃避赋税、徭役等法定义务。对“亡命”这类逃避国家责任的“游民”处以谪戍，是维护公共权力和社会稳定的必然措施。“亡命”如果是“游民”的话，那“赘婿”便是“隐民”。什么是“赘婿”呢？清代学者钱大昕解释道：赘子犹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赎者，去奴婢尽一间耳。秦人子壮出赘（中略），其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故当时贱之。——《潜研堂文集》赘婿的由来，起初是平民将子嗣抵押给豪族，到期之后如果无力为之赎身，那么这个儿子就会沦为主家的奴隶。主家以婢女为之婚配，主、仆间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类贱役便被称为“赘婿”。赘婿和亡命一样，都会造成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因为沦为奴隶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是从事耕战的国家公民，而变成了豪族的私役。遥想春秋晚期，鲁国“三桓”、晋国“六卿”以及齐国田氏，这些世卿豪族所以能倾覆公室，予取予求，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把公室控制的公民转为卿族控制的隐民。鉴于前代的覆辙，商鞅在秦孝公时主持变法改革，特意为此订立了两条制度：一是有两个及其以上成年子嗣的家庭如果不及时分家，要加倍征收赋税；二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这两条措施的基本精神正是要隔绝普通农户与封建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创造出更多独立的小农家庭，以扩大征用人力、征收财税的来源。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赘婿行为，它实际上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主动放弃自耕农的独立身份，重建与豪族领主的依附关系，所以无论是秦朝还是承袭秦制的汉朝都会对这类人施以惩罚。至于谪戍的第四类人——商民为什么被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我们也可以从创造小农家庭、维护小农经济的角度去求得解释。对脆弱的小农经济来说，最大的威胁无外乎两样，一是封建领主的势力，二是商贾金钱的肆意盘剥。农民受到商贾的剥削，离弃农村，另寻轻便有利的生活，如果任由这样的趋势愈演愈烈，那耕战立国的基本国策还如何推行？将商民纳入谪戍之列，正是重农抑商、打压商民的手段之一。犯官、亡命、赘婿和商民，以上这四类人群应该是秦、汉谪戍制度最初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因为这四类人会在不同程度上侵蚀国家权力基础，造成社会混乱，所以才会把他们纳入谪戍这类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内。《史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谪戍逃籍者、赘婿和商民前往边地，这应该是谪戍范围尚未扩大前的常态。那谪戍的范围后来为什么被扩大了呢？这多半是由于国家的兵源紧张和财政困难造成的。即以秦朝为例，到秦始皇末年，秦朝驻守北方长城沿线的常备兵力在30万人左右；南下略取桂林、南海和象郡又派出了50万人；至于工程浩繁的骊山大墓和阿旁宫，所需劳力约在70万人上下。除此之外，还有修建秦直道等其他徭役，以此推算，秦朝服役的人口总数估计高达200万人，而此时全国的总人口也才不过2000万人。恨不能10人当中就得有1人服役，光靠征发犯官、赘婿、逃籍者和商民显然不敷所用，于是谪戍的范围便被扩大了。之所以不使用正常的徭戍而要以谪戍的名义将更多的无辜者滥入其中，是因为谪戍本为处罚，是无偿戍边，戍守者在戍边期间不但不享受军功爵制的优待，而且谪戍期也不能冲抵他本应服的徭役。换言之，只有扩大谪戍而非徭戍范围，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征用人力的成本。于是乎我们看到，那些只是曾为商民的人，甚至是父、祖辈才做过商民的人，只因为个人经历、血缘关系这样荒唐的名目便被枉施谪戍之罚。这哪里还是正常的行政处罚？明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晁错说“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汉武帝在太初二年实施的“七科谪”实际上就是沿着秦朝的故辙在前进。因为当时的具体的情况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在一年前率领属国骑兵六千、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远征大宛，沿途遭遇西域各邦坚壁清野的抵抗，推进非常艰难。李广利向汉武帝报告，以兵少道远为辞，请求朝廷增派援军，再议攻取之计。不幸到了太初二年夏天，浚稽将军赵破奴又为匈奴所败，覆亡两万骑兵。对匈奴和大宛的两线失利让汉朝的兵力捉襟见肘，朝廷大臣多数主张放弃攻宛，专力应对危险的匈奴。但汉武帝担心撤回李广利的远征军将极大折损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信，同时也将使他获取大宛良马的计划化为泡影，于是粗暴地压制了朝中的反对意见，以“七科谪”的竭泽而渔，增发戍卒前往援助李广利，而结果呢，司马迁说“天下骚然”（《史记·大宛列传》）。就算竭泽而渔，也不可能毫无限度地滥用民力。总有这么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不堪重负的百姓便会激而生变。而秦朝跨过这个临界点的标志，在晁错看来正是“征闾左”。汉武帝的“七科谪”将谪戍范围扩大到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为止，已经是走到悬崖边儿上了。所以晚年他颁下《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的过失，将西汉政治重新带回禁苛暴、力本农的正确轨道。可覆亡的秦朝却走向了与汉武帝相反的极端，在谪戍祖父母曾为商民者之后，又再度扩大征发范围，将“闾左”纳入其中。何为“闾左”？简单地说就是闾里平民。因为秦俗尚右，闾里之左，居之不祥。豪富人家自然不肯居住，只能委屈弱势的平民在此栖身了。当谪戍制度已经泛滥到随意征用闾里平民的程度，秦朝赖以立国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必将崩溃。陈胜原先就是一个为人佣更的贫雇农，他被秦朝以谪戍的名义征集到大泽乡，并不是真的犯了逃籍或者别的什么罪行，而恰恰是秦朝横征暴敛作的孽。因此以“闾左”的身份来推断陈胜曾经有过逃亡经历，迁居于安徽，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在泗州蕲县的草泽中迸出的那一丝火星，短短数月间便延烧成遍地狼烟。蜂拥而起的义军一面像泥石流那样裹挟平民，反秦抗暴；一面也在摧城陷池的扩张中相互绞杀，相互吞噬。而最终能够从逐鹿群雄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那些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项梁、项羽久客吴中，便部勒江东子弟以为最初的反秦骨干；沛公刘邦崛起淮泗，丰沛功臣集团自始至终被他倚为股肱；至于田儋，他号令三齐、逐鹿中原的资本几乎都来自田齐故地。项羽王楚，刘邦王蜀，田儋王齐，都有各自倚重的乡土势力。那最早在陈县建号称王的那个陈胜呢？何方人物又会是他举义的中坚？一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最初与陈胜在大泽乡起事的900戍卒。这900人来自哪里呢？以马道魁先生为首的部分研究者相信这900人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地处安徽淮北的泗水郡：从陈胜起义的骨干成员的籍贯来看，义军初起时的许多骨干都是安徽淮北地区的人，如符离（今安徽省宿县符离镇）葛婴、朱鸡石，铚（今安徽潍溪县临涣集）人伍徐、宋留、董绁等。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九百戍卒是在安徽淮北地区泗水郡一带征发的。（中略）从九百戍卒征发的范围来看，不可能是由数郡征发集中，而是来自泗水郡南部地区。——《陈胜里籍与“张楚”国号辨正》900戍卒尽出泗水——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史记·陈涉世家》中的这段记载：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史记·陈涉世家》可仔细推敲这段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提到的秦嘉等人其实并非陈胜的部属，更谈不上是大泽乡起义的元老。因为司马迁说这些泗水英雄举兵反秦都是“特起”。什么是“特起”？这个词可能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新起。《史记·项羽本纪》：少年欲立婴便为王，苍头军特起。——《史记·项羽本纪》此处的“特起”，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如淳的注释说：“特起犹言新起也。”那秦嘉等人“新起”反秦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司马迁说是“陈王初立”之时。如果这个“初立”指的是陈胜大泽乡起义自立为将军的时候，那此时秦嘉等人根本就不在大泽乡。大泽乡乃在秦朝的泗水郡，秦嘉等人却在与泗水为邻的东海郡围攻郯城。如果说这个“初立”是指陈胜攻克陈县、初立为王的时候，那这时才“新起”的秦嘉等人参加革命的时间可就要晚于陈胜了。无论以上述哪个时间来理解，秦嘉等泗水英雄都不具备参加大泽乡起义的可能性。“特”除了解释为“新”之外，在古文中也可以训释为“单独”。所谓“特起”，它的另一层意思可能是指秦嘉等人举兵攻郯是独立于陈胜起义之外的军事行动，双方原没有上下级的统属关系。陈胜听说秦嘉攻郯的消息后，曾向郯城派遣一位监军，试图将攻郯义军编入自己麾下。可秦嘉拒绝接受监军的节制，还把他给杀了。这更证明了陈胜原本就不是秦嘉的上司。陈胜企图遥控郯下义军，可那些义军将领却不买他的账。这表明陈胜在泗水郡并无人望。对这一点，陈胜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大泽乡起义成功后，陈胜第一时间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史记·陈涉世家》攻克大泽乡乃至蕲县之后，陈胜随即命令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略地，最终抵达了位于九江郡的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指挥官是泗水郡符离县人葛婴；另一路则在陈胜的亲自率领下向西攻击。西征军连克铚、酇、苦、柘、谯等县城后，最终进入陈县，并在此建号“张楚”，陈胜称王。有意思的是，这时东征的葛婴也扶立了一位楚王：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史记·陈涉世家》葛婴立襄强为楚王，等于公开和陈胜打对台，争夺反秦起义的主导权。虽然他后来失败被杀，但秦嘉为首的郯下义军还继续与陈胜为难：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史记·陈涉世家》大泽乡起义的次年（公元前208年），秦军在少府章邯的率领下东出函谷、所向披靡，陈胜撤出了建号称帝的陈县。他刚一败退，那个曾经在郯下反对陈胜监军的秦嘉就拥立景驹为新楚王，接过葛婴的遗志继续跟陈胜打对台。两番拥立楚王事件背后都有泗水将领的支持，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巧合，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泗水籍将领就不愿意服从陈胜的领导，总盘算着要另起炉灶。所以陈胜在起义刚有眉目的时候就跟葛婴分道扬镳、各奔西东了。葛婴东去，而追随陈胜西征的那支义军，在攻克陈县、建号称王之后也没有涌现出哪怕一位泗水籍的高级将领来。凡为陈胜所重用者，无一例外全部出身陈郡。称王之后，陈胜兵分三路：一路由吴广率领，向西北攻击荥阳；一路以武臣为将，向东北略取赵地；又一路在邓宗的率领下南取九江。三路大军先后开拔，陈胜又因陈郡豪杰的建议，命蔡赐为上柱国，行宰相之权；继而再接受了周文的毛遂自荐，赐他将军印绶，西征关中。这五位文武重臣的里籍排并在一起，是这样的：吴广：陈郡阳夏人；武臣：陈郡陈县人；邓宗：陈郡汝阴人；蔡赐：陈郡上蔡人；周文：陈郡陈县人；五位陈郡重臣之中，武臣与陈胜的关系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是这样介绍武臣与陈胜的交谊的：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陈人武臣乃是陈胜的故交，我们似乎可以因此推断陈胜被谪戍前曾经长期生活在陈郡。他不但与武臣相善，同时还熟悉张耳、陈余两位陈郡名士：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张耳、陈余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中略）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余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大梁人张耳、陈余都是秦朝重金悬购的魏国名士。为了躲避暴秦的隐姓埋名，蛰伏于陈郡。而司马迁说陈胜称王之前早与二人神交已久，这也足以证明陈胜先前定是陈人，因此熟悉陈郡的人物掌故。另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泗水将领普遍对陈胜怀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胜在陈郡称王却受到了陈郡三老豪杰的热烈拥戴：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鋭，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陈涉世家》陈郡豪杰不但甘心拥立陈胜为王，甚至还向他推荐蔡赐以为辅佐：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史记·陈涉世家》以上种种现象都显示陈胜从前在陈郡拥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复杂的社交网络。这已经不能简单地以陈胜出身陈郡来作解释了，更让人对司马迁所描述的陈胜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原来真的就是一个“为人佣耕”的普通雇农吗？肆如果我们就把陈胜当作一个面朝黄土、挥汗如雨的雇农，那他身上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是与雇农身份格格不入的。曾文祥《陈胜新论》一文说：陈胜有士以上阶层特有的出身标志——字，《史》、《汉》都说他“字涉”。据《仪礼·士冠礼》、《礼记·冠义》等文献，“字”是士以上家庭的子弟入仕前夕，由有权穿朝服的贵族父兄与国君、卿大夫、宗族、宾客、宗庙鬼神等“协商”后共同授予的。所以，一般平民不可能有字的。（中略）见于史籍的同代平民如萧何、曹参、韩信等都没有字。而贵胄官裔，则都有字，如项籍字羽、张良字子房、李斯字通古、李信字有成等。陈胜的出身，应与他们相似。——《陈胜新论》曾先生指出陈胜有名有字，认为与其雇农身份不符，这为我们研究陈胜的出身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只是曾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尚有瑕疵。字虽是士以上阶层独享的身份标志，但士与平民却不以出身和血缘而完全隔绝，自春秋晚期以来，平民阶级也可以晋升为士，当然也就可以取字。比如《史记·仲尼列传》中记载：冉雍，字仲弓。（中略）仲弓父，。——《史记·仲尼列传》孔门中像仲弓这样出身微贱者不一而足，他们全都有名有字，因为这些投师学艺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士君子。孔子课徒授学，倡议“有教无类”，等于宣告了从今往后接受教育不再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平民入仕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连教育和参政都不再是“肉食者”专属的特权了，遑论区区名字？到陈胜粉墨登场的时候，平民甚至不再满足于入仕参政，历史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执政当国的条件，历史上的第一位平民天子——汉高祖刘邦眼看就要践祚称尊了！刘邦是个地道的草鞋皇帝，他的亲兄弟里边儿有人也是有名有字的：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书·楚元王传》冉雍和刘交的案例事实上打破了曾文“一般平民不可能有字”的论断。但我们也不得不在此说明的是，平民之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取字的。比如刘交的哥哥刘邦，在发迹之前别说字了，他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刘邦“姓刘氏，字季”，这不准确。“季”只是排行，意思是家里的老小。大家管刘邦叫“刘季”，跟成都话招呼隔壁子的“刘老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班固撰写《汉书·高帝纪》的时候径直删去了“姓刘氏，字季”这一节。刘邦原本只有哥儿三个，分别叫做“伯”、“仲”和“季”，也就是刘老大、刘和刘老幺。刘邦已经是幺儿了，他下边儿怎么还有个弟弟呢？班固说，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同父，言下之意是异母，也就是说刘邦的父亲刘老太公纳了妾；少弟，意味着刘交和三位哥哥年龄差距比较大，说明刘老太公是很晚才又纳了这房小妾。都有余力纳妾了，这时候的刘老太公手里该是有几个闲钱的。这多半要归功于刘邦的二哥刘仲，因为刘邦称帝之后曾经问过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因为刘交出世的时候老刘家已经脱去赤贫，所以也就有条件送他出去念书——刘交，字游。这个名字合起来念就是“交游”，其所形容正是他出门游学，拜师于浮丘伯门下的经历。照此推论，这个字多半是拜老师所赐。孔子以降，至于陈胜，凡属平民取字者，大概只有老师赐字这一种可能，因为投师学艺乃是和平年代平民晋升为士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拜师镀金，就算这个平民识文断字，他也不能给自己取字。事实上刘邦也不是文盲一个：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刘邦成人之后是受过教育的。但这里的所谓“学书”应该只是认字而已，并非像刘交那样跟随老师系统地研习儒家经典。这我们可以用刘邦后来的经历进行反推。假设刘邦像刘交那样治过五经，他就应该入博士官作，而不会屈就泗水亭长之流的小吏——那样的刀笔营生是刚能识文断字的初级文化人才干的工作。刘邦识文断字，可在称帝前的许多年里，他仍顶着“刘季”的身份过活，没有取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刘邦的同僚、沛县县吏萧何。以刘邦、刘交两兄弟的经历为参照，我们再来分析陈胜这个有名有字的情况，那可就蹊跷了：《史记》、《汉书》都提到陈胜早年为人佣耕。一个在田间地头下苦力的底层劳动者哪儿有条件像刘交那样拜师求学？如果排除老师赐字的可能，那陈胜的字就只有曾文祥先生提到的那一种解释了：陈胜原本就是个没落贵族，他的字来自家族长辈的赐予。除了有名有字的这个特征外，陈胜发迹前的谈吐举止也和真正的平民大相径庭。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陈胜和韩信做一比较。曾文祥先生在《陈胜新解》中说韩信无字，因而是个平民。这其实是对韩信的误解。韩信不是无字，而是他的字失载于史籍。这个人物可是个如假包换的没落贵族。《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宁受胯下之辱也不愿解除佩剑，正因为佩剑是贵族的身份象征。而那些嘲笑韩信的市井平民是没法儿理解这种骨子里带出来的贵族情结的。《淮阴侯列传》又载：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史记·淮阴侯列传》“王孙”是对贵族子弟的泛称。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的解释说：“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是韩信贵族身份的又一证明。我们看看韩信说的这句话：“吾必有以重报母”。这个穷得连饭都吃不起的破落贵族仍是心比天高，而且他日后也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很有意思的是，在田垄上辛苦耕作的陈胜，说话的口气居然跟韩信一般无二：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茍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虽然陈胜口称“无相忘”，但他的主要意思恐怕不是“假如你以后富贵了，可别忘了我”，而是“有一天我富贵了，绝不会忘了你。”因为同伴对陈胜的回应是：“你一个耕地的长工，有啥富贵可想？”同伴嘲笑陈胜异想天开，跟屠中少年羞辱韩信有剑无胆如出一辙，刻画出的正是平民和破落贵族的本质差别：别看这两种人外在的经济状况、生活境遇差强仿佛，可内心的志趣抱负、眼光见识真有天壤之别。陈胜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感叹的正是这种差别。称王后的陈胜还会再次见到这位故友，而当这位故友喋喋不休地向旁人散布“陈胜从前和我们一起耕田的时候云云”，陈胜便毫不留情地对他下了。我们不必去指责陈胜薄情，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陈胜想用这一刀来撇清的也无非就是这点。司马迁说，当陈胜做着佣耕的苦力时，“怅恨久之”。设使陈胜祖辈务农，这个怅恨就不太好理解了。与陈胜并世之人，论志向远大，无如刘邦。刘邦第一次在咸阳瞻仰秦始皇的风采时，司马迁说：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的这番话里，我们能读出钦佩，读出艳羡，读出感慨，但唯独读不出怅恨。因为秦始皇屁股底下那把椅子自古以来就是贵族的专属，刘邦这个平民子弟对此心驰神往实属想入非非。相形之下，陈胜对着手里这把锄头，居然生出了怅恨之情，可见种地也不是他的本分。《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说：“我忍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陈胜不但抱负远大，不甘沉沦。反秦起义的手段也绝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使得出来的：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史记·陈涉世家》陈胜是怎么想出鱼腹藏书的诡计来的？套用的模板原来在这里：太子发升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出燎。羣公咸曰：“休哉！”——《尚书大传》秦朝博士伏生传下的《尚书大传》中说，当年武王伐纣、观兵孟津的时候，有一条白鱼跃入武王的船舱。白为殷家正色，鱼为鳞介之物。武王伏取白鱼，燔以祭天，宣告这是西周受命、代商而立的天启符瑞。把这个典故挪腾到大泽乡起义来用再贴切不过了：一面证明陈胜是顺应天意；一面抹黑秦二世的如同殷纣。这一石二鸟的宣传效果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农民能想出来的吗？要真是农民阶级的本色出演，那该是个什么样的主意，参考烧炭工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就知道大概了。陈胜能想到鱼腹藏书，不仅因为贵族家庭的政治经验，也得益于他对时政的细微观察。《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起义前对吴广说的这番话：“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史记·陈涉世家》对秦朝高层的权力斗争，普通百姓大都不明就里，可陈胜却说得头头是道。陈胜要真是赤贫雇农，怎么会留心时政、洞若观火，他又从什么渠道去获取信息呢？以上种种迹象都显示，陈胜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贫雇农。那他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就在陈胜的里籍上头。司马迁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楚国阳城最早是贵族封君的采邑。《吕氏春秋·上德》载：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封于阳城的故楚贵族因不满吴起变法侵削封君，在楚悼王死后举兵杀死吴起，结果却误伤了悼王的遗体。因此阳城君遭到了新君楚肃王的严厉追究，阳城封地也被肃王收回，转为国君直属的县邑，逐渐成为楚国贵族的聚居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曰：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登徒子好色赋》汉儒王逸解释说：“阳城、下蔡，二县名，楚之贵介公子所封。”阳城就在今天的河南商水，地近陈县。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烧夷郢都，楚国东迁于陈。大批的楚国贵族也应该是在此后迁徙到了新都陈县附近的阳城聚居。《登徒子好色赋》中所提到的楚王就是顷襄王，“惑阳城，迷下蔡”描述的正是楚国贵族聚居阳城的盛况。《历史地图集》的主编谭其骧先生在1961年写过一篇名为《陈胜乡里阳城考》的文章，对阳城在商水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谭先生说：这一阳城（指商水阳城）在汉代是一个侯国，始建于宣帝地节中，前此未尝见于记载。魏嵩山同志说，侯国命名一般皆采用原来地名，建立阳城侯国之前，其地应早已有阳城之名，这是对的。可是早已有阳城之名，不等于早已建立了阳城县。西汉列侯封国在受封以前往往只是原来的一乡一亭，绝不能说所有的侯国原来都是县。（中略）楚之阳城在战国时显然是一个名城巨邑。任何聚落之所以能发展成一个名城巨邑决不是无条件的。（中略）在今商水或汝南境内的汉代阳城侯国，那就不可能具备这样优越的条件。——《陈胜乡里阳城考》谭先生质疑阳城之在商水的两点理由都有商榷的余地：首先，谭文撰写的时间比较早，其时关于商水阳城的考古发掘尚未进行。直到1980年，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才对商水阳城进行了考古挖掘，结果显示：这座古城共有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城垣东西800米，南北500米，城垣基宽20米。从城垣的迭压关系看，夯土层打破的地层是战国晚期的，夯土层上面迭压两层，下面一层属于战国末期，上层属于战国末到秦代时期，由此可知此城当筑于战国晚期。设使真如谭文所说，阳城在秦代原不过一乡一亭，这样大规模的古城遗址又该如何解释？其次，谭文只注意到商水阳城的天然地理条件，认为它不如南阳方城一带，后者才是交通要冲，因而更有可能是阳城所在。这种分析忽略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商水阳城之所以能在战国末年崛起为巨邑，乃是由于楚国迁都陈县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正如东汉南阳名为“帝乡”，聚集大批世族豪门，正因为光武帝刘秀出生于此是一个道理。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商水阳城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楚国覆亡之后，聚居阳城的楚系贵族很可能遭到秦朝的迁徙和打压，阳城因而衰落，至西汉地节年间尽余千户人口，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能因为西汉时期商水阳城的规模太小，便否定它曾经的辉煌历史。商水阳城和我们所讲的陈胜身世有何关系呢？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说：以地名（包括国名）为氏，大部分来自此前的楚系附庸，即属于楚国的外来宗族。其中较早臣服楚国的邓氏、黄氏、陈氏、蔡氏、潘氏等，族人众多，在当时的楚国外来人口中占据显著位置。——《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阳城地近陈县，而陈县最早是春秋诸侯陈国的国都。公元前478年楚国灭陈，陈县遂并入了楚国。终春秋之世，楚国总计吞灭了60多个诸侯国。灭国之后，楚王并没有彻底铲除其原有的统治势力，而是仿效周公封建的办法，一面复封其社稷，以大宗延续国祚，一面又安置其小宗别子在楚国任职。因此陈国灭亡后，陈国公族也就进入了楚国的贵族体系。出身阳城的陈胜很可能就是陈国公族的后裔。到大泽乡起义的公元前209年，别说陈国早已灭亡了近三个世纪，就算是楚国也已在14年前灰飞烟灭了，陈胜这个陈国公族后裔还有残余的政治资本可以利用吗？恐怕是这样的。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旧贵族势力往往潜入江湖，变身为游侠，通过招揽宾客、广布人脉的建立起对抗的地下势力。五世相韩的张良散尽家财，买凶刺秦；楚国项氏隐居江东，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把他们训练成一支不穿军装的，这都是《史记》明文记载的。秦汉时期的布衣游侠或许经济拮据，但社会能量却相当惊人。《史记·游侠列传》载：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史记·游侠列传》西汉建国之初，谋士刘敬曾建议汉高祖刘邦将山东豪族迁徙关内，以便就近控扼，预防割据。这个家法一直为西汉历任皇帝所沿用。郭解是汉武帝时最负盛名的布衣游侠，因而被地方官列入了迁徙豪强的名册。可郭解不愿迁徙，便以家贫为由，请求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疏通。武帝雄主，一眼就看穿了郭解的“资本”并不是钱：一介贫民居然搬得动大将军来为他说情，如此手眼通天，还不算豪强吗？！陈胜虽说曾是一个为人佣耕的雇农，但在陈郡，他交游广阔、消息灵通，挥师克陈，三老豪杰无不倾心推戴，这岂不正是一个活脱脱的布衣游侠的模样？
发布于昨天 15:52
血酒平津全文
1948年12月5日，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
这天，从指挥部大楼里传来一阵又一阵歇斯底里的怒吼，声音大的几乎都要把房子震塌。
“你们这群废物！不是说天天平安无事吗？！怎么突然之间东北的大部分部队进入了关内！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一百多万人马开进山海关，我们竟然都没有发现？！你们......你们都是猪脑子啊？！”
紧急入关的东北野战军
很显然，敢在国民党华北军政最高机构的办公地点以这种语气骂人的，除了总司令，不会有第二个人。
在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办公室里，怒不可遏地喘着粗气躺在沙发上，站在他面前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
躺在沙发上神情恍惚，腿软的根本就站不起来，他骂人已经骂累了，东北野战军攻陷密云的电报现在还在的桌上放着。
密云......密云......这地方现如今是北京的行政区之一，要是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眺望，估计都能看见。不管知不知道东北野战军在密云有多少人马，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下严防死守的北平门户，并全歼中央系一个正规整编师，可想而知战斗兵员绝对不少，而且实力也是相当强悍。除了东北野战军，他还得知的华北这两天也有大的动作，似有向平张铁路线推进的趋势。
（左一）和战友们
这下真的慌了，自己之前在南京当着蒋和何应钦的面一副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华北一字长蛇阵”，还以为的神不知鬼不觉呢，没想到自己的精心计划在和眼里简直是形同虚设，还痴心妄想着东野可能要三四个月后才能入关，这下好了，人家已经杀到密云了，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难道是飞过山海关的？！觉得自己好愚蠢，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人家玩弄了，这几天他还傻乎乎地相信正在沈阳搞亲民活动呢！解放军的华北部就已经够烦人的了，如果带着东北百万大军直接杀过来，那的还打个屁！
知道现在不论说什么都晚了。猛然间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要包围张家口，合着这是声东击西啊！这样说的话，三十五军能够如此轻易地击退杨成武也就很好理解了。
“呵呵......给我玩这手，高明啊！”喃喃自语着。
然后他抬起头，没好气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帮没用的酒囊饭袋。
“听着，现在事情已经出了，我再生气也没用，”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接下来的作战部署必须调整了。”
国民党军的美制汽车
认为，密云既已失守，那东北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很明显就是北平城，除了把第三十五军调回来之外，还要把驻守在天津、塘沽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两个师和第六十二军调至北平加强防守。
“东野入关，平张铁路线很有可能会被切断，”对面前的军官们说道，“郭景云的第三十五军迅速撤回北平归建，让孙兰峰带着他的人在张家口继续坚守，不要出城自投罗网。”
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已经入关的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传令下去，要严密监视密云动向，一有发现随时向‘剿总’汇报......还有，派出空军，一定要找到正在行军的东北，然后不断地空袭骚扰，延缓他们的行军速度。”
让没想到的是，空军战机不仅发现了东北野战军的行伍，还差点打死了。
与此同时，还给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下了一道命令：将察哈尔的保安第三团和张家口的独立野战炮营跟随三十五军一同撤回北平。这道命令多多少少让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有些不满，因为保安三团是他一手组织起来的部队，而野战炮营的调离则降低了张家口的防御火力。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从这时候开始，就打算不管张家口了。
平津战役时期的平民
1948年12月5日下午，第三十五军正式从张家口开拔，火速向北平前进。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消息不知道三十五军的郭景云军长是否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了死命令，三十五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撤回北平，否则就来不及了。
作为军人，郭景云肯定能从的命令里看出一点端倪的，他本应该遵照指令即刻行动，但是傲娇的性格使他并不重视这一点，原本计划在5日拂晓的撤退时间硬是推迟到了5日下午，其原因竟然是为了装运三十五军留在张家口的一些汽修设备。
当第三十五军从张家口动身准备撤离时，一些当地的要员和达官显贵也要跟随他们撤退，这些人中有省参议会议长杜济美，省党部委员马仰贤，书记长杨润霖，市参议会议长高炳文，还有张家口当地的一些有钱人家和他们的家眷。他们带着自己的钱财细软，大米和洋面，一行几十人，分乘好几辆汽车直奔三十五军驻地，想要和他们一起撤回北平。
这几天，整个华北“剿总”的情绪就如同过山车一样此起彼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前段时间，的华北防御计划还被老蒋大夸了一通，现在带着百万大军入关彻底把他搞郁闷了，华北地区的战局对国民党来说已经越发地不利。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管是作战计划还是自己的小算盘，都要
有哪些关于河北省的冷知识
河北和黄河没关系，黄河北面不是河北不搭边；北京和天津不属于河北；估计以后雄安新区也不属于河北；北京中间的廊坊属于河北
83至90回宋江打大寮概括
宿元景要宋江等去破辽，功成封官，天子大喜，大骂童贯等。宋东、吴用回山寨，焚化晁盖灵牌，遣送各老小还乡。天子赐宋江诸军一人酒一瓶，肉一斤。朝廷官员从中作弊，酒扣半瓶，肉扣半斤。军校发现，杀死厢官，宋江滴泪斩杀军校。在密云县与番兵交战，连胜两阵。吴用用计，水陆并用，打破檀州。
辽国大军侵占山后九州，形势危急，宿太尉当堂怒斥奸臣嫉贤误国并建议让梁山好汉开赴前线抗敌。徽宗正式下诏令宋江北伐并分发御酒肉犒赏梁山诸军。谁料负责官员中饱私囊，克扣酒肉遭到一名军士的质问，爆发，军士无法忍受厢官的侮辱，拔刀将其杀死。事件发生后，宋江深知奸臣们势必借机陷害。吴用建议只有将小卒斩首示众才能平息事端。宋江不忍却无可奈何，赶到案发现场与军士谈话，军士叩头求死，宋江垂泪不舍，令其自缢并斩首，之后大哭一场。
宿太尉面君奏明实情，省院奸臣遭到徽宗怒斥，徽宗也给了宋江记过处分。宋江兵发檀州，在密云县与辽军遭遇张清发飞石助阵，打伤阿里奇，首战告捷。随即兵临檀州，围城打援，张清董平大破辽国二皇侄部。为了攻破檀州，吴用献上版的“木马计”，命令水军头领将埋伏着李逵等率领的精锐步兵的“粮船”驶入檀州水门。辽国守将误以为天上掉下馅饼，开门去夺取粮船，被埋伏好的李逵等精兵强将趁机拿下城门，随即宋江大军成功夺取了檀州。
松锦大战时，明军不占人数上优势，为什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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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三年三月（农历，下同），清军开始了对锦州周边的包围，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等将领在锦州附近扎营，此时驻扎在锦州城的明军守将是大凌河之战后败退到锦州的祖大寿。
济尔哈朗攻克锦州外城后环城扎营，祖大寿令蒙古人守外城。清军派出使者来劝降，守城的蒙古人便对使者喊话说：
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清史稿 列传第二十一 祖大寿
清军使者说：
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清史稿 列传第二十一 祖大寿
从使者略带调侃的回复可以看出，清军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拿下锦州。
蒙古贝勒诺木齐等被吓破了胆，派出使者和清军商讨投降的事宜，还准备打开城门迎接清军。结果祖大寿知道了阴谋，派兵出城和蒙古兵交战。清军见形势有变，出兵逼近城外，蒙古兵放下绳索让清军等城，吹响号角夹击明军，祖大寿只能退到子城内。清军入外城后俘获明军十余明军裨将及蒙、汉民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七人。
五月，洪承畴听闻锦州被围，马上派遣驻扎在杏山城的约六万人前去支援，至松山城北部山岗时中了济尔哈朗的埋伏，明军被斩首一百七十级，被俘四千三百七十四人，损失马匹百十六郫、甲七十六副。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以明军失败而告终。从这场战斗可以看出，清军对此是有备而来，而明军可能根本没有预见到形势的险恶，在没有探知敌情的情况下被伏击，以至于遭受惨重的损失。
其实早在锦州告急之初，明廷便任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统领九边精锐前往宁远。当时出战的八个总兵是：
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蓟州总兵白广恩、辽东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总计兵十三万，马四万。
在松山吃了苦头后，明军才知道这次来者不善。老谋深算的洪承畴知道，这次清军是派出了全部主力前来，不单单是为了拿下锦州，更是希望利用围点打援战术一举歼灭明军主力，所以他认为应该持重缓行，不可冒险急进。但是，也许是担心锦州撑不下去了，也许是十几万大军消耗的给养压得朝廷喘不过气来，崇祯皇帝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前去督战，催促洪承畴赶快出兵。于是驻扎在宁远城的全部主力开赴前线，准备和清军决战。
七月，明军主力抵达松山西北山岗和清军发生激战
八月，率先进攻松山的杨国柱中伏后中箭身亡，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
清军那边，听闻明军十三万人前来的消息，皇太极决定亲征，诸王、贝勒和大臣觉得当前形势太过危险，劝皇太极不要冲动，然而皇太极却对清军的战斗力十分自信，他对诸将说道：
但恐彼闻朕至，潜师遁耳。若不去，朕破之如摧枯拉朽也。————清史稿 本纪第三 太宗二
此时，洪承畴命曹变蛟在松山以北，山以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并派骑兵分屯松山东、西、北三方，想以此为基地步步紧逼。
皇太极不愧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他一眼就看出明军后方兵力薄弱，命多尔衮率军前往松山和杏山之间，意图切断驻松山明军主力和后方的联系。
多尔衮抵达后，马上就开挖了一条从女儿河至海边的壕沟，沿壕沟扎营，切断了驻扎在松山的明军主力和杏山之间的道路。
皇太极对诸将说：
敌众，食必不足，见我断其饷道，必无固志，设伏待之，全师可覆也。————清史稿 本纪第三 太宗二
不知为何，松山的明军主力在这种关头反应竟非常得迟钝，直到被清军挖完壕沟，才发现补给线被切断了，又听闻皇太极御驾亲征，才意识到大事不妙，于是急忙出战。结果也是毫不意外地被清军击败。
同时，包抄明军后路的清军突袭了塔山附近，并夺得了明军在笔架山的粮草。
洪承畴这时候才决定突围，回宁远补给。明军的计划在皇太极的意料之中，他命诸将在通往宁远、杏山及塔山的路中分路设伏，迎击撤退的明军。
按理说清军主力还是在锦州及松山一带，明军大部如果能有序撤退的话清军伏兵是没能力歼灭明军主力的，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事了：当天晚上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领兵撤退了！
明军听闻王朴撤军，一时间阵脚大乱，吴三桂、马科、唐通、白广恩、李辅明也跟着逃跑。
王朴和吴三桂逃往杏山城。马科、唐通、白广恩、李辅明先是往杏山方向逃跑，然后又一路往南到了海边，沿着海往东逃亡杏山方向。途中事先埋伏好的清军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对溃兵展开了追杀，明军失去了组织便毫无抵抗力，死伤惨重。到海边的明军更是溺死者无数。
王朴和吴三桂在杏山停留几天后，也逃亡了宁远，至高桥被清军伏兵大败，仅带残兵败卒回到宁远。
此战清军总计斩首五万，获马七千余匹。
松山的曹变蛟和王廷臣与清兵激战后撤如城内，洪承畴收万余残兵入城，固守待援。
眼下的形势比之前更糟糕了，锦州祖大寿的围没解成功，反而还搭进去两部援军。
九月，皇太极回京，命杜度、阿巴泰等围锦州，多铎、阿达礼等围松山，阿济格等围杏山。
为了彻底歼灭明军，又陆续派遣阿拜驻锦州南山，派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助围锦州。
十一月，命多尔衮、罗讬、屯齐驻锦州，豪格、满达海等驻松山。
十二月，洪承畴组织了一次突围行动，被济尔哈朗及多尔衮击败。崇祯皇帝派遣杨绳武率军前去解围，杨绳武半途中去世，以范志完代之，但却在宁远被阿济格击败。
自此，清军拿下锦州和松山已成定局。
洪承畴又陆续组织了几次突围，皆以失败而告终。被围了六个月后，明军耗尽了城中的粮食，濒临崩溃。松山城副将夏承德派他弟弟和清军约降，以其子夏舒作为，半夜放下云梯让清军登城。阿山部卒班布里、何洛会部卒罗洛科先登，松山被攻克
清军俘获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大成等。
崇祯十三年三月，曹变蛟、王廷臣及巡抚邱民仰，兵备道张斗、姚恭、王之桢，副将江翥、饶勋、硃文德，参将以下百余人皆被清军杀害，只有洪承畴和祖大乐幸免，被送往沈阳。
为拿下锦州，皇太极下令释放祖大成，让他进入锦州城劝降。祖大寿说要见到祖大乐才能投降，皇太极也统一了这个要求。祖大寿再次提出要订立盟约，济尔哈朗被激怒说：
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清史稿 列传第二十一 祖大寿
就准备攻城。祖大寿见势不妙，马上派祖泽远率中军到清军营地来谢罪，第二天就率将士出城投降。清军入城，锦州被攻克。皇太极听闻锦州被拿下的消息后又让祖大寿招降杏山及塔山二城，两城也被拿下。
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沦陷，明朝山海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城池，九边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消息传入京师后朝野上下震惊。
朝廷对参与这次战役的将领作出了赏赐和处罚：
变蛟妻高氏以赠廕请，乃赠荣禄大夫、太子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佥事。法司会鞫王朴罪。御史郝晋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主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请独斩朴，勒科军令状，再失机即斩决。三桂失地应斩，念守宁远功，与辅明、广恩、通皆贬秩，充为事官。————明史 列传第一百六十 曹变蛟
之前被送往沈阳的洪承畴也最终投降了清军。
自此，松锦大战结束。
杨家将中的杨业究竟怎么死的
在戏剧《杨家将》中，杨老令公，也就是杨业战死之事可谓流传广泛，而潘美也被形容为一个大奸臣，嫉贤妒能，害死了杨业，那么杨家将中的杨业战死真的是因为潘美吗？
图/杨业像
战役的发生
此战在宋辽战争史上名为陈家谷之战。本年（986年），宋太宗北伐辽国，初期节节胜利，但后来兵败岐沟关。导致士卒伤亡惨重。辽军发动，是时，云州、寰州、应州、朔州四州之地仍在宋朝手中，不过辽军大军压境，不守只是时间问题。于是宋太宗下令迁徙四州居民，并令潘美和杨业引军护送，这是陈家谷战役发生的背景。
图/宋太宗雍熙北伐示意图
不过此时，宋太宗已令潘美和杨业的主力部队撤回代州。战略形势不容乐观。可以说中央决策层先令主力撤回宋境内，又令潘美等掩护四州居民这一模棱两可犹疑不定的决策要为陈家谷的战败负很大责任。
杨业的对策
要完成如此风险的战略任务，势必需要一个在战术上完善的计划。杨业的计划是，趁着辽军在攻打寰州之时，自己引兵攻击应州，也就是辽军的后路，辽军为了防止后路被断，必然回军迎击。于是他就可以成功的吸引辽军注意力，给潘美等将领迁徙四州居民提供时间。杨业的建议考虑到了宋军新败，与辽主力部队决战似乎没有胜算，虽然欺骗战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不失为一种选择。
但是另一将领监军王侁则认为应该正面进击，以一次战役胜利完成四州居民的撤退工作，主将潘美支持了他的建议。杨业无奈，只能接受此项计划，不过临行前他要求潘美在陈家谷驻兵以接应。
兵败陈家谷
杨业进兵不久，因为战术的空间实在狭窄，中辽军伏兵而败。而此时潘美与王侁，已经先行撤退，杨业遂反身力战，中箭被擒，绝食而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杨业遗言云：“反令奸臣所嫉，逼令赴死。”指责潘美等人为奸臣。
图/陈家谷之战示意图
不过，潘美和王侁纵然嫉妒杨业，但同为一军之将，战胜可以同受赏，战败却要同担责想必他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对于潘美而言，杨业是他的头号勇将，假设他要靠杨业为自己博取战功，他要害死杨业就更没有理由了。
实际上，潘美和王侁的退走很可能只是因为惧敌。因为在杨业中伏前，王侁听到消息说杨业进展顺利，就主张立即出兵协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抢夺战功）。刚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杨业军溃败。吓得立即撤退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本次战役，潘美作为全军主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作为一个从战略层面就胜算不大的战役，似乎也未必可以说杨业是因为潘美而死。
参考资料
1、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现存的鼓楼有哪些
陇西鼓楼
北长城最高楼
不是最高楼。
是北八楼，海拔888米。
八达岭长城最高点北八楼。海拔888米，为八达岭长城海拔最高的敌楼，是俯瞰长城最佳之处，故又名观日台。
八达岭长城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是明长城景色中的精华，海拔高达1015米，也是居庸关的前哨。共分为南长城和北长城两部分，南长城有7处敌楼，北长城有12处敌楼，比较难爬。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宏伟的建筑工程。它气势磅礴，蜿蜒起伏，横亘万里，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是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伟大防御工程。
长城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北部边防前线，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战略地位重要。自战国时期，到秦、汉、隋、明几个朝代，都曾在宁夏修筑过长城，总长度达3000里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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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长城 风光图
旧北长城
旧北长城（今石嘴山市红果子沟口——下庄子段），据《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困地荒芜”。《嘉靖宁夏新志》亦云：“临山堡极北之地尽头，山脚之下，东有边墙，相离平虏城（今平罗）五十余里”。红果子沟北侧山上有一座烽火台遗址，伴之1里多长的一段长城，由于地震影响，造成水平错位在1米左右，深为地质专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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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长城
西长城
西长城，北起王泉沟口沿山坡至北岔沟入山，在韭菜沟、归德沟、大水沟各段保存较好。
北边长城
北长城（平罗城北十里，贺兰山枣儿沟——黄河西岸段），这道北长城，也就是当时的“边防北关门”墙，建于嘉靖十年。
长堤
陶乐县的“长堤”，从旧北长城的终点越河，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巴音陶亥开始，南行过都思兔河而进入陶乐县境。自陶乐县境内沿黄河南下抵横城大边（即东长城），这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改名“长堤”。位置从小龙头到兵沟一带。明代修筑时北距沙漠有一定距离，但经风沙的长年袭击，迄今于长城遗址周围形成了许多沙丘。长城遗址与沙丘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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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长城
之最
长城与黄河交汇处，可称之最，这一段主要在古代横成古渡至古渡之间，长城一角与黄河急流紧紧拥抱，体现了中化民族“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的豪迈情怀。长城南北沙浪滚滚，甚为壮观，每当落日余辉，大河、长城交相辉映，气象万千。传说当年秦王朝大将蒙恬曾夜渡黄河，袭击匈奴，保卫疆域，也在附近地带。
